西川:只读几本翻译小说就敢自称文人,恐怕有些危险

来源:凤凰文化

作者:冯婧

2017-08-09

2006年,西川和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·萨拉蒙一起登黄山,萨拉蒙说,上了黄山以后,我知道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需要教堂了,因为黄山就是你们的教堂。西川当即吃了一惊,中国人自己看黄山,不会想到它跟教堂会有什么关系,细想却大有道理。对于中国人来说,黄山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,与西方的教堂也有某种相似之处。

  在西川看来,中国的山水是被文人书写和描绘的山水,而西方文明所呈现的则是史前的蛮荒风景,二者大相径庭,相去甚远,但文艺复兴以来也有所交融。中国的文人山水脱胎于科举制度和精英阶层,在北宋以前主要表现中原文明,元四家后则是江南文明为主,自清代以来,绘画还需要面对边疆的风景。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,中国的山水自古以来就是道德化的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山水还面临着历史化的问题,我们对山水的观看和展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,带有不自觉的西方博物馆意识,随着交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,我们的审美也在不断发生变化,对表现形式和对象的拣择,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文人的整套世界观、道德观、价值观。

  在梦笔生花的闭幕沙龙上,梦边谈艺邀来西川和韦羲,从诗和画的两种目光,对谈“风景与山水” ,凤凰文化全程直播,下文是凤凰文化根据现场实录整理的西川发言,囿于篇幅有所删减,顺序有所调整,小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西川《山·巅001》纸本水墨

  东方的“文人山水”和西方的“蛮荒自然”

  对于中国的“山水”,被书写或者被画过很重要,因为没有被写过被画过的山水是蛮荒山水,而中国人讲的山水是人的山水。黄山一直到明清时期,才真正进入了所谓时代的文化视野,之前的书写都不为人所知,最早的恐怕就是李白的《山中问答》,“问余何事栖碧山,笑而不答心自闲。桃花流水窅然去,别有天地非人间”。而西方的风景画作为一种画风,则是在16世纪出现,到17世纪左右才开始兴盛。

  东西方对于“自然”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。西方普遍认为,人和世界都是上帝的造物,爱默生有一篇名为《自然》的文章,里面讲到站在神圣的自然面前,感到头脑上升到无限空间里边。对于有宗教背景的人来说,自然是广博而神圣的。但中国却完全没有造物主的概念,如果要硬扣的话,恐怕也只能在韩愈的《南山诗》中窥见一丝对造物主的揣测。美国诗人艾兹拉·庞德对东方文化非常热衷,翻译过《神州集》、《孔夫子颂歌》还有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等东方经典,却招致了同时代的诗人加里·斯奈德的批评,在加里·斯奈德看来,庞德翻译中国文化很好,但翻译的全是儒家经典,是明清时期的中国,而当时的垮掉派更喜欢的是佛和道,是史前的蛮荒自然。虽然都是热爱自然,但蛮荒自然与中国人文推崇的“山水”有着本质的区别,简单说就是一个在史前,一个在史后。

  而欧洲与美国人对于自然的认识又是不同的。18世纪末出现并于19世纪发展到鼎盛的浪漫主义,有一条根本的信条就是重新回到自然,回到旧文化当中去,这个旧文化可以是宗法社会,也可以是中世纪。中国人一读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,大多数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是雪莱、拜伦,但是他们在英国文学史中不是正宗的浪漫主义,而是“撒旦派”作家,在中国之所以名声这么大,是受俄国人高尔基的影响,认为他们是“积极浪漫主义作家”,因为受到了马克思的称赞。但是在英国文学史上,正宗的浪漫主义作家应该是华兹华斯和他们的湖畔派,他们住在一个湖区,然后书写自然,但是他们心中的自然是一个宗法社会的自然,带着哥特文化的想象,他们想离开城市,逃离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。今天在欧美世界里,浪漫主义又在复苏,实际上是面对当下的社会,大家都有着一种对于浪漫主义的需要。

西川《山·巅002》纸本水墨

  “文人”与“文人书画”的形成过程

  研究中国传统的山水画,又涉及到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想象。具体到文人艺术,“文人”背后有一套体系,包括知识结构,如果一个人没读过《史记》,没读过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这些结构性的组成,就读了几本翻译的外国小说,就敢说自己是个文人的话,恐怕也有些危险。中国古代文人还有一套道德观念,这套道德观念是和他对于家国的认识结合在一起的。如果你这个时候都具备,那么你可能是一个具有文人素质的人物。

  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,我们现在接到手上的都是农业社会的精华。很多人说五四运动隔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,其实只是对于传统的精英文化做了一些批判,传统文化里的民间文化一直都在,因为整个革命也就是中国的共产党革命,实际上都与中国的民间文化密切结合在一起,我们唱的《东方红》就是民歌。传统文化的支流文化实际上一直没断,但是精英文化的确遇到很大的隔断,到现在有一些人努力想接上这个传统。

  中国精英文化与起始于隋的科举制度密不可分,在这之前中国是贵族统治,就是九品中正制,我们知道的王羲之、王献之,王谢堂前燕里的王家和谢家都是士族豪强。刚才我们在那聊还说写不写二王,我说有点困难,二王是大贵,咱们一介平民,非要写那贵族的字,恐怕也写不出那个感觉来。皇家要终止贵族的政治影响力,但是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,一直到宋代才真正开始有了一个官僚社会,所有做官的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来的,宋代的印刷术也很发达,所以宋朝人可以非常博学,这就慢慢形成了中国的精英文化,形成了文人阶层,形成了这样的趣味和传统。

范宽《溪山行旅图》

  在这个过程中,文人也开始画画。虽然我们都知道苏轼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,但那个时代的传播跟现代传播速度是完全没法比的,在北宋占主流地位的审美方式,一定还是李成、范宽、燕文贵、许道宁。后来文人画变成游戏性质,成为主导的审美形式,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,就是在1350年到1355年之间的元四家,他们主要的作品全是在元朝后期。因为那时候开始有农民起义,已经没有国家订货了,国家已经不请画家去画宫外山水,不请画家去装饰庙堂了,这个时候文人就自己回家画点小画,开始游戏笔墨。当然元朝早期还有一个叫赵孟頫,他姓赵,原来是赵宋家的,也是贵族的后代,还残存着过去带过来一些气质。我们现在想象的文人画,主要是元晚到清的东西,相对来讲比较少。比如刚才韦羲提到的《明皇幸蜀图》,相传是唐代李昭道画的,但谁也知道是不是真的。

  从苏轼那时候起,画就分成士人画和匠人画,画的比较像的就叫匠人画,士人画就是一流的画家。尤其是文人画以来,它是业余的。你观察北宋的人物和南宋画的人物就不一样,北宋的人物都是那些打柴的人,推着牛车的人,旅行的人。但是到了南宋,里面的人物都是士大夫自己,一棵松树下,一个穿长袍的人听着风声,那已经不是老百姓,已经不是受苦人了,都是他们自己。尤其是到后来文人画,出现的人也都是士大夫自己,不再是客观世界,而是一个主观世界。因为中国画越来越主观,一直讲意在笔先,一直强调意,就是山水画的主观性。所以它并不是像西方绘画要表现一个客观世界,表现一个客观对象。宫廷绘画和匠人画里边,它是要表现一些客观世界的,所以它们可能准确,因为宋徽宗对准确性要求的是很严格的。

  绘画中的中原文化、江南文化

 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地域,就想到两个最主要的因素,一个是中原文化,一个是江南文化。过去我们知道周的文化是中原文化。然后几次南渡,从西晋变成东晋,北宋变成南宋,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量的往南走,又形成一个江南文化。那么到今天当然更丰富,比如广东人说我们是另一个南方。

  在中国古代绘画的谱系里,文人画出现之前,北宋的首都在开封,那时叫汴京,那个就是北方的山水。我们知道五代的荆浩画的是太行山水,北宋的李成画的是山东营丘的山水,范宽画的是陕西的关中山水,我们说北宋山水画,其实他们主要画的是北方的山水。南宗画要追溯到董源,但《潇湘图》、《夏景山口待渡图》是不是董源画的还存疑,张大千临死之前曾经给谢稚柳写过一封信,他怀疑这些画是元四家里的吴镇画的。元四家都是南方人,他们画的都是江南的风景。我前阵子去杭州,那里山清水秀,正好适合于黄公望那种笔墨和审美,按照结构主义的说法,有那样的山水就黄公望这样的人。

《富春山居图》局部

  但是明清以来,江南文化这个概念就在不断地上升,然后北方就变成特别土。江南文化的上升也是很多历史原因造成的,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数民族从北往南打,把汉族人压的再往南退。所以南方的文化就开始越来越兴盛,而且江南文化里其实有一种腐朽,娱乐啊,小山小水啊,皴擦点染,然后文人雅集喝个小酒,听歌妓唱小曲儿。这种腐朽性也会反映在他的绘画里,叫颓废。所谓神品、逸品、妙品、能品、下品,其中逸品被推崇跟他的生活方式有关系,远离政治生活,也跟他在整个国家的历史话语权的不断丧失都是有关联的。此外,也与背后的历史进程有关系,也就是说明朝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,乡绅们纷纷离开土地,进入城市,史景迁称之为“不在地地主”,对于明后期的中国文化形成客观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  我们所说的“游山玩水”,游的全是明清乡绅热爱的那种山水。所以“山水”里边包含了历史因素,充满了时间感。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山水已经是我们的一部分了,到一个什么程度呢,如果这个亭子被一个人写过,后来失了火烧没了,人们一定还要把它修起来,四大名楼里的滕王阁和黄鹤楼都是新修的,因为它已经在诗歌里获得了认证,世间怎么可能没有。还有一个经历,我去南京的时候想看长江,就到了阅江楼,明代初年朱元璋的宰相就已经写了《阅江楼记》,但是阴差阳错地没有修,后来南京市政府为了开发旅游,说既然写了阅江楼,咱就把它修起来,所以共产党的政府为明朝人修了个阅江楼,然后我就登上了这个阅江楼看长江,我觉着这简直就是博尔赫斯,如果博尔赫斯生活在中国,他一定要竞选南京市副市长。这说明中国人对于山水的理解,经常是跟文本有关系,它的性质是人文山水,文本关涉到他对一片山水的想象,一片山水的规划,对于一篇山水的理解。

西川与蛮荒风景

  “山水”的历史化与道德化

  可能还有一个概念很少人提到,清朝对于中国的统治带来了“边疆”。清朝人统治中国以后,视野比汉族人的视野要大的多,向西是一直推到中亚,它又信奉喇嘛教,所以与西藏也形成了这样的关系,所以它有个边疆地区。江南文人一去了新疆就傻眼了,那是中国传统文人没办法描述的东西,因为到了新疆很难说山水,那就是浩大的风景,是蛮荒山水。所以我们现在再谈到山水的时候,可能不得不扩展对于山水的概念。有一年我走到土耳其,我当时想,我的空间想象视野已经超过了司马迁,后张骞手下的官员有没有走到这我也不知道,但是我已经走到了。所以我们对于山水风景的理解肯定跟古人不完全一样,新疆的风景已经把我对山水的好多感觉都废掉了,但是我知道我能够不断地见到新的风景,新的山水,然后我们的艺术、我们的绘画、我们的文学也不得不使用新的方法表现。

  还有一个,传统的文人画看画叫读画,这是美国高居翰的说法,传统的文人画里,不管是花鸟、人物、山水,都没有死亡和战争,直到清代宫廷绘画里,因为要歌颂乾隆皇帝文治武功才开始画,传统的文人实际上是不画的,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小宇宙。到今天传统水墨画依然有人画,画里可以有月亮,有山水、田园、小桥流水,但从来没有画家画过星星。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生活,作为一个艺术家,什么东西表现,什么东西不表现,可能在你的选择当中已经包含了你对世界的看法,包含了你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。

  我们对山水的观看方式也和古人不一样了。从六朝的宗炳开始,山水讲究“可居可游”,这就涉及到在山水当中的旅行,这种看山水看风景的方式,今天跟古人也不一样。一方面跟速度的变化有关系,过去坐着驴车或者步行都很慢,现在开车、坐飞机,速度很快,速度很快以后,你看见的山水和古人看见的山水就不再是同一个山水。包括视角也改变了,传统山水画里边很少有鸟瞰,但是现在人民大会堂里傅抱石和关山月的《江山如此多娇》,就是鸟瞰,很多对大好河山的描述,是跟飞机能登高上多高有关系的。另外一方面,由于你穿过一座山的速度很快,所以更多看到的是山的轮廓,而不是看到山石下的小花小草。如果你站在老房子的柱子面前,你会看到雕梁画柱,现在都是极简,所以为什么城市建筑越来越没有细节,一定是跟我们走过它的速度有关系。在不知不觉当中,我们的审美已经受到了这些工具的很大的影响,然后有些人说应该坐下来休息一下,好像这时候你能够看到一些细节,但是你坐下来往往只是休息。

  游牧民族就是走路,阿拉伯世界认为人类社会有四种激情,战争,流血,爱情,还有就是旅行。旅行的激情象征着未知,旅行跟旅游不一样,一个人要想旅游,想游山玩水就去颐和园好了,要是想旅行,拿起背包明天就上路,也不知道去哪,可能后天就被抢劫了。所以如果画家开始有了旅行的意识,画的东西也不一样了。当然到了今天,我们思维方式里边所谓的从农耕到游牧,这个游牧思想其实是法国思想家德勒兹提出的,我们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好多都跟风,但我们的思维方式的确是不一样了。

  刚才讲了山水的历史化,还有一个东西是山水的道德化,所以孔夫子说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,我们中国人把很多东西道德化,比如说“君子比德于玉”,这是把玉道德化。那么把山水道德化,这当然也是传统中国文人的选择。所以我们的山水的确是一套文人山水,是被文人表述的文本化,是被历史化和道德化的,跟西方绘画里对于风景的理解有很大不同。

展厅里的文人书画张大春长卷

  今天观看、展览和保护绘画的方式,跟古人是不一样的

  现在观画的方式跟古人是不一样的。大多数宋朝人没有看过他那时代的绘画,今天有了照相术和印刷术,我们观画的机会就相当于过去帝王的机会,所以审美一定是受到当时生活的物质属性的限制,观者的处境也不一样。

  到了现代社会,展画的方式也不太一样。过去是文人雅集上大家看一看,现在是西方的博物馆意识做主导,我们现在是用西方意识在看中国画。

  不光是以西方视角看中国古画,也是以西方意识在保护画。我曾经参加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的关于建筑的讨论会,当时他们就骂骂北京人把胡同拆得乱七八糟。他们认为北京就是一座博物馆,必须保护每一个相貌,但是问题是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,生存才是第一要素,所以不能把这种道德区分为文化道德和生存道德。如果你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道德,那么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厕所,要是首先考虑文化道德,那你们这个院就上公厕,持有文化道德的人对于那些在生存领域里奋斗的人,经常发出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评论,这是我们很不以为然的角度。但是到了今天,博物馆意识已经深入人心,我们所谓的“好古”其实已经有点西化了,尽管中国古代有收藏观念,但是展示仍是在博物馆。

《蒙娜丽莎》

  中国北宋的山水画影响到了文艺复兴

  说到这些,我就想到了对自然的破坏。为什么西方思想理论界的环保意识特别高涨,大家都关心生态问题。首先生态问题的产生是有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的。就是文艺复兴,所有比较西化的人对于自己文明的自豪感一定是追溯到文艺复兴。

  首先文艺复兴这个事情,如果要从纯历史的角度去讨论,里边也有中国因素,一个因素是蒙古人把东方文化带到欧洲,第二个因素是郑和下西洋也带过去一些东西。我最近一直看加文·孟席斯写的一本数之,叫《1434年》,主要讲的是郑和下西洋这个事,他说麦哲伦和哥伦布去环球航行时,手里都有世界地图,在他们环球航行之前怎么会有世界地图?很有可能是中国传过来的。而且他说郑和的团队官员到过威尼斯还是在佛罗伦萨,所以带来的礼物里边有可能包括了地图。然后你看文艺复兴绘画里边有一些东西,我们看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,背后的那个风景的绘画方法实际上跟中国北宋的画法很相似,就说明中国北宋的山水画影响到了文艺复兴。

  我们现在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,或者历史的转向。但是从教会的角度看,就是人本战胜神本,就是魔鬼的胜利,上帝被魔鬼打败。从文艺复兴开始,理性这些东西影响到了启蒙主义,启蒙主义影响到了法国大革命,对人的权利的要求。对于人的认识经过文艺复兴回到古希腊,又经过启蒙主义的强调,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当中的基本常识,就是人是世界的中心,人是最高级的动物,当然帝国主义兴起以后又有文明的理论,就是西方人高于东方人,高于非洲人,高于印第安人,这个是西方文明体系下对于世界的认识,但是这套认识它的报应就是生态问题,由于人是宇宙的中心,所以世间的财富我都可以支配,世间的树木我可以随便砍,石油我可以随便开采。到了50年代以后,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开始有所转向,人究竟是不是宇宙的中心,人如果不是宇宙的中心,人跟动物就是平等的,人跟植物就是平等的,如果人是宇宙的中心,那么人就可以杀动物。它不完全跟风景或者山水有关系,可是这些问题被连带了出来。


责任编辑:惠晨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