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内藤湖南

中国的近世始于何时呢？这是应该弄清的。过去通常以朝代兴替来划分时代，此法自是简便易行，但若从史学的角度来说，却未必正确。史学上所说的近世，不是只论年头而指距离现今较近的时代，它必须有成为近世的内涵。它的内涵是什么？后面再说。具有这种内涵的近世，应当是在宋朝以后。而到宋朝为止，属于中古到近世的过渡时期。要弄清中国的近世史，有必要从这个过渡期开始思考。

贵族政治的衰落与君主独裁政治的代兴

近世的内涵，与中古相比大体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首先，从政治上说，是贵族政治衰落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。中国的贵族政治，从六朝到唐代中期最为兴盛。当然，这种贵族政治与上古宗教性的氏族政治全然不同，是以武士为中心的封建政治的另一种类。这时中国的贵族，不是根据制度由天子授予领土和人民，他们的门第的形成，与其作为地方的名门望族自然地长期延续有关，当然，其中原本也有数代产生官吏的因素。当时社会上的实权被这些贵族掌握着。这些贵族都重视家谱，因而当时谱牒学非常盛行。在现存的古籍中，唐书的《宰相世系表》反映了这种情况。另外，李延寿的《南史》《北史》，不论是哪个朝代，为人立传都会从这一家的祖先写到子孙后代，形成为一个人立家传的体裁，因此颇受争议。这是南北朝时期的实际状况无意中反映在历史学上。

《京都中国史》[日] 内藤湖南 冈崎文夫  著

这样的名门望族，当时的政治地位几乎是超越一切的，即当时的政治应当说是全体贵族的专有物。一个人如果不是贵族，就不可能成为高官。但是，君臣之间地位的关系和门第未必一致。第一流的贵族未必能当上天子或宰相。特别是天子的地位尤其特殊，归于有实力者之手。但即使成为天子，他的门第也不是就变成第一流贵族。唐太宗成为天子后曾命人调查贵族的家谱，第一流的贵族，北方是博陵崔氏和范阳卢氏等，太宗的家族是陇西李氏，仅属三流。这种门第的排列，即便是天子的威力也难以变更。在南朝，王、谢等家族远比宋、齐、梁、陈各朝天子的门第更被世人看重。这些名门望族都与同阶级的贵族联姻，他们的团体成为社会的中心。无论谁做天子，最好的官职都被他们占有，政治被这些贵族把持。

在唐末到五代，中古向近世的过渡期，这种贵族政治走向衰落，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独裁政治。贵族政治衰落的结果是，君主与人民的距离大大接近了。一个人成为高官，不是依靠门第的特权，而完全是由天子的权力任命。这种制度在宋代以后渐次发展，到了明清时期，独裁政治完全形成，即国家权力的根本为天子一人所有。不仅宰相这样总揽全局的人，就连管理某个部门的官吏，都没有全权，君主决不会把某职务的全权委任给任何官吏，这样一个官吏不对该职务完全负责，各种责任由君主一人承担。当然，这种独裁政治不是在宋代这一个时期形成的，而是逐步发展起来的，但中国的独裁政治是非常彻底的。然而，像这样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，是在哪个国家都能见到的自然顺序。

君主地位的变化

如果比较这两种政治的情况，那么贵族政治时代君主的地位，有时会被掌握实力的人超越阶级而占有，但即便成为君主，也不免成为贵族阶级中的一个机关，即君主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。这种政治只有在承认贵族阶级的特权的前提下才得以实行，君主个人没有绝对的权力。孟子曾说，卿有异姓之卿及贵戚之卿。贵戚之卿对君主的不当之处加以劝谏，如果不听，就把他换掉。不仅在古代，就是中古的贵族政治时代，这种事情也屡屡发生。（日本藤原时代也发生过这种情况。）可见，君主是一族——除了同姓的亲族，还包括外戚、仆从等——的共有物，如若不合这个家族之意，就有废立或者弑逆之事。从六朝到唐代，弑逆废立之事很多，就是因为这种情况。这一家的事，与多数庶民几乎毫无关系，庶民作为国家的要素却没有任何重要性，与高等政治无涉。

如此这般，君主仅仅具有贵族的代表的地位，这是中古时代的情况。到了近世，因为贵族衰落，君主直接面对全体臣民，成为全体臣民的公有物，不再是贵族社会的私有物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全体国民都与政治有关，那么君主理应作为他们的代表而存在。然而无论哪个国家，都不是这样理想。即便实行了普选，实际上与政治有关的也只是政治阶级，全体国民不过是在形式上参政了而已。尤其是在中国，由于政治阶级情况特殊，君主非但没有成为全体国民的代表，自身还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。

然而，无论如何君主的地位比在贵族政治时代安全多了，因此废立也不容易实行，弑逆之事也几乎没有了，宋代以后的历史即是明证。但元代是个例外，仍存在废立弑逆现象，这与蒙古的文化和政治发展程度有关。与同时代的中原相比，蒙古的文化相当落后，可能只到中原地区上古时代的程度，但因为征服了中国，突然君临于近世的国家组织上，帝室身上仍遗留着贵族政治的形骸，仅在民政方面具有近代的色彩，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。

君主权力的确立

贵族政治时代，有贵族把持权力的习惯，虽然隋文帝、唐太宗这样的英主出现，在制度上否决了贵族的权力，但实际政治中贵族政治的形式还有残留，政治是与贵族的协议体。当然，这种协议体并非代议政治。唐代政治上的主要机关有三个，即尚书省、中书省、门下省。中书省是天子的秘书官，负责草拟诏敕命令及批答臣子的奏章，诏敕的确定，必须得到门下省的同意。门下省有封驳权，若认为中书省的文案不当，可以批驳和封还。因此，中书、门下要在政事堂协议而做出决定。尚书省是接受上述决定并负责执行的机关。中书省代表天子，门下省成为代表官吏的舆论即贵族的舆论的形式。当然，三省长官都是贵族出身，贵族并不会绝对听从天子的命令。因而天子在批答臣下的奏章时，用语极为友善，绝不会是命令的口吻。然而，到了明清时期，天子批答时完全像是对仆从说话一样，言语粗野，变成命令性的。封驳之权在宋代以后不断衰落，到明清时期便几乎消失了。

此种变化的结果，是宰相不再是天子的辅佐，地位几乎变得和天子的秘书官一样。但宋代承唐代遗风，宰相仍手握相当的权力。明朝以后，终于不再设置宰相这一官职。明清时期，事实上执掌宰相职能的是殿阁大学士，这些学士就官职的性质而言只是天子的秘书、代笔。那种辅佐天子，分担责任，甚至负担全部责任的古代宰相已不复存在，只有君权无限膨胀。唐代以前，宰相皆出自贵族阶级，手握大权，一旦拜相，连天子也不能随意动他，这是当时的习惯。明代以后，宰相不论拥有多重的权力，一旦触怒天子，就会被直接罢免，甚至有牢狱之灾。宋代恰恰介于唐和明清之间，宰相若拥戴天子行使权力，就和出身贵族的宰相没有什么区别，一旦失去天子的支持，就会势力全无。我们看北宋的寇準、丁谓以及南宋的贾似道等人境遇的变化，就可以明白这一点。而那些地方官，以前像小邦的君主，到了近世时，仅凭天子的一纸命令便可轻易任免，其无力以至于此。

宦官是天子的仆从。唐代的宦官成为天子眷属中有力的部分，在其势力鼎盛时，可以任意废立天子，持有与宰相相等的权力。当时有谚语说：“定策国老，门生天子”，就是当时的情况。明朝时宦官跋扈，但只在受天子恩宠时才有权力，若是失宠就完全无权。在唐代，有人和宰相商议诛灭宦官的势力，但失败了；明代诛杀过有势力大宦官。唐和明的宦官如此不同，正是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政治的不同造成的。

人民地位的变化

同时，人民的地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。本来，与法治国家不同，君主独裁政治时代人民的权利不会得到明确承认，但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私有财产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。财产的私有权得到明确承认，是在进入近世以后。在贵族时代，人民被看作全体贵族的奴隶，财产的私有权自然无从说起。到了隋唐时代，人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，被国家直辖，特别是将农民变得像国家佃户的制度被制定出来。但事实上政治的权力属于贵族，故而农民也可以说是拥护君主的贵族集团的佃户，其他人民则都和奴隶一样。土地的征收、分配变更的制度等，体现了这种如同佃户的关系。特别是租税的性质，对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。唐代实行租庸调制。租，与今天人民从私有土地上缴纳的税不同，是佃户向政府缴纳的地租。人民借用政府的土地（分配而来），为此支付的地租即为租。庸，即服劳役。每年人民有替政府服役几天的义务。这种劳役，是政府不付钱的差派，不是自由劳动。调，是指人民把土地上的产物献纳给政府，是所谓的贡物制度。这一制度适用于人民在一定的土地上定居时，人民一旦移动便不适用了。唐朝中期，这种制度自然瓦解，改行“两税法”，即每年分夏、秋两次纳税。在这种税制下，不管农民是否定居，只按照其现住地来收税。这是不把人民看作土地的附属物之后才发生的。由此，人民的居住在制度上实现了自由。另外，从这时开始地租也发生了变化，缴纳钱款代替谷物，因此农民可以自由处理土地的收获物。

如此一来，开启了下面的端绪：人民自然地被解放了，不再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奴隶佃农的地位。到了宋朝，根据王安石的新法，人民拥有土地的意思愈来愈确实了。比如新法中的青苗钱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向农民提供低利息借贷（实非低息），等谷物收获后，农民就要还款，并加收若干利息。这一方法可以理解为有确认农民可以自由处分土地的收获物的意味。至于劳役，虽然到宋代为止都是摊派的，但由传统的差役改为雇役。差役必须亲自去服劳役，雇役则可以出钱雇人服役，算得上自由劳动。这样，富人为免除劳役，可以出钱雇佣别人劳动。如此一来，政府受益，人民也受益，这一制度便自然而然地推广开来了。传统的差役，富人也被强制服役，穷人必须无偿服劳役，带来了诸多不便。这种雇佣制度虽然也被很多反对者攻击，但它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，所以后来司马光更改王安石的新法时，当初反对新法的人当中，包括苏东坡在内的很多人反对恢复差役制。总之，它承认了人民的劳动自由，自然地人民的地位也发生变化。中国完全没有承认人民的参政权，但贵族阶级被消灭，君主直接面对臣民时，它进入了近世政治的状态。

官吏录用法

人民与君主之间的阶层——官吏，其录用法变成了科举。即选举的方法，过去是从贵族阶级中录用官吏，现在变成通过考试录用。六朝时期采用九品中正的方法来选举天下的官吏。这种制度将官吏设为九个等级，叫做中正的官员掌管这一事务（考察地方名门望族的家世来任命官吏，因此即使有学识，如果没有门第也不被任命）。如此一来，官吏的任命完全被贵族的权力所左右。当时有谚语云：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。”上品之官不出于平民，下品之官也没有出身名门的，这成了自然的约定。隋唐以来，为了破除这种弊端而实行科举。但是唐代的科举，方法依然是贵族性的，直到宋代王安石时代才发生变化，多少有几分平民性了。唐代至宋代初期的科举，以帖括和诗赋为主。帖括考查的是考生背诵经书的能力，诗赋考查的是考生的文学创作能力。所以这种考试与其说是考查学问，不如说是考查考生的人格及起草文章的能力。但根据王安石变法的制度，以经义代替帖括，以策论代替诗赋。经义，是写出与经书中的义理有关的见解；策论，是写出对政治的看法。当然，在这之后，经义单纯变成了一种以一时的想法震惊考官的文字游戏，策论也不过是概说大略的历史事迹，与实际的政务没什么关系了。无论如何，仅仅是这个改变，就达到了从过去的重视人格变为重视实务的目的。

总之，一开始是九品中正的门阀主义；到隋唐的科举制，原则上是不录用门阀，变成选择好像贵族的人才的人格主义；宋朝中期开始，变成实用主义。应试的考生，唐代每年及第的不超过五十人，多数官吏出自门阀，没有脱离贵族政治的形态。但是明代以后的科举，及第人数大大增加，尽管科举有时三年只举行一次，但每次及第人数都超过几百人，特别是应试的考生不论何时都超过万人。就是说，君主独裁政治时代，在将官吏的地位分配给一般庶民上，实行机会均等。

政治的实际状况方面也发生了变化，特别是像朋党之类，性质为之一变。不论唐代还是宋代，朋党都喧嚣一时。但唐代的朋党仅仅专门争夺权力，是以贵族为中心，但到了宋代，人们主要依政治主张和学问上的出身关系结为朋党。由此可见，政权脱离贵族之手后，由婚姻和亲戚关系结成的党派渐次衰落，取而代之的是由政治主张和利害关系结成的党派。这大概是一种体现包含庶民在内的政治阶层意志的现象。当然，这种党派的弊害虽然起自政治上的主张，但与贵族时代的弊害却是相似的。在明代，主要因师徒关系、出生地区等结成朋党，所谓君子结成的党派，弊害与小人的党派没有差别，以至有“明亡于东林党”之说。清朝特别忌讳臣下结党，因此君主的权力日益绝对化。

经济上的变化

在经济上也发生了显著变化。唐代铸造了有名的开元通宝，虽然货币不断铸造，但其流通额较少，货币流通变得盛行是在宋代以后。唐代虽然算不上一个实物经济的时代，但仍以实物表示财富，多以绢、绵等表示物的价值。到了宋代，使用铜钱代替过去的绢布、真绵等物，其间纸币也兴起了。唐代已使用“飞钱”一类的票据，到了宋代纸币非常流行，称为“交子”“会子”等，次第发行了可兑换纸币。而南宋时期，纸币发行数额非常大，物价因此大为波动。总之，在两宋时期，纸币已经得到充分使用。到了后来的元代，几乎不再铸造铜钱，只有纸币流通。但是到了明代，由于极力推行不兑换纸币的政策，纸币终于废败。要而言之，宋代以后货币经济非常繁荣。银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货币逐渐占有重要的地位，最终租税等用银缴纳。北宋时期，银只是开始流通，到了南宋已十分盛行。元朝的伯颜灭掉南宋返归北京时，为了运回从南宋国库中收得的银两，把它们铸造成一定的形状，据说这就是元宝银的开始。由此可见宋末白银大为流通。到了明清时期，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，最终银完全取代了纸币的地位。

总之，唐宋之交正值实物经济完结期和货币经济起始期的转换之时。以往人们用粮食交纳地租，现在一部分用钱交纳。同时，货币的名称也自然发生了变化。钱在过去称为“两”或“铢”，这当然是因为重量得名，过去一两算作二十四铢。宋以后一两算作十钱，即一钱相当于二铢四累。原来开元通宝一文的重量是二铢四累，十文为一两。从宋代开始废止了重量的名称，改用钱的个数来表示，由此也可看出当时钱币流通数量之大。在日本，使用一匁（一文）这样重量的名称，这是对中国钱的名称的逆向使用。

学术文艺的性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。比如就经学来说，经学的性质在唐代就已经有变化的征兆了。唐初，汉代以来的笺注、义疏受到重视，允许守持传习的旧说并加以阐发。但一般来说，不允许改变师说而立新说。当然，其间有人想另辟各种蹊径，尽力改变旧说，但都不敢公开做出这种尝试。结果是当时的著述还是以义疏为主。所谓义疏，是对经书的注详加解说，所以原则上疏不破注。然而，唐代中期以后，人们怀疑古来的注疏而发表自己的见解，其中最早的是关于《春秋》的新说。到了宋代，这一倾向极度发展，学者们常常自称从遗经中发现了千古不传的遗义，用自己的见解重新解释过去的经典成为普遍的风气。

在文学上，自六朝到唐，使用对句的骈体文（四六文）流行。唐中期以后，韩、柳诸家崛起，复兴了所谓古文体，文章都变成了散文体，也就是从重视形式变成重视自由表达。在诗方面，六朝至唐代盛行对句多的“选体”（即《文选》风格的诗体）五言诗。到了盛唐时期诗风大变，李杜以下大家辈出，进一步打破了过去的形式，叫做七言歌行的自由长诗多了起来。自唐到宋，诗和文都日益从重形式变为重内容，采取自由的体裁。即使是作四六文，风格也与唐以前不同，在形式性的语言中，喜欢采用流动着某种意味的形式。从唐末开始，又在诗之外发展起了“诗余”，也就是词。词打破了诗五言、七言的形式，变得颇为自由，尤其是在韵律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。从这时起，平话、今天的白话，即口语小说也已经兴起。从宋代至元代，曲发展起来了，过去形式短小、抒情性的体裁，变成形式复杂的戏剧。其用词也不以有典故的古语为主，而是以俗语自由地表达出来。因此，一时之间贵族文学变成平民文学。总之，在文学方面，贵族形式的东西变成平民的自由的东西。

艺术方面。在绘画领域，直至唐代一直盛行壁画，自然多以彩色为主。从盛唐起，白描水墨的新流派盛行起来。但整个唐代，新派并未完全压倒旧派。不过，从五代到宋，壁画逐渐变为屏风画，金碧辉煌的山水画衰落，墨绘日益发达。以五代为中心，之前的画大体偏重传统风格，画不过具有说明事件的意义；但新的水墨画采取表现自我意志的自由手法。过去绘画是贵族的玩具，用于装饰宏伟的建筑；而现在卷轴盛行，虽然不能说它是庶民的，但平民出身的官吏在流寓之中可以携带欣赏。

音乐方面。唐代以舞乐为主，即以音为主，舞蹈动作是附属物。它需要非常之多的乐人，使用极其复杂的乐器。其音律是形式性的，动作模拟现实的意味较少，与贵族的仪式相适应。唐以后，舞乐逐渐发生变化，先是吸收外国音乐，简单趣味较多的音乐流行，而且舞蹈等渐渐变成简单的风格，产生了几分写实的倾向。宋代以后，变成像今天日本芝居这样的杂剧，音乐单调，从而适合多数人欣赏。其品位在古代音乐之下，但迎合了低层平民的趣味。这种变化在南宋时期尤为显著。

综上所述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诸方面都在唐宋之间发生了变化。这就是中古与近世的区别。由此也可以说，中国的近世是从宋代开始的。而想弄清近世的历史，必须从之前的过渡期着手。（本文选编自《京都中国通史》）